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从武汉出土文物看千年江城变迁

何以江城(jiāngchéng)？答案就藏在奔涌的长江里。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qiánxī)，长江日报记者探访考古、历史及古建专家，解码武汉如何从“九省通衢”的地理枢纽，成长为(wèi)长江文明(wénmíng)的重要见证者(jiànzhèngzhě)与参与者。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以武汉文物为线索，系统梳理了从商周至明清时期武汉在长江文明中的历史坐标，揭示文物背后长江贸易、文化融合(rónghé)与城市演进的深层脉络。 兽面纹十字孔(kǒng)青铜尊。 青铜器里的长江文明源头(yuántóu)： 盘龙城与商(shāng)王朝的南方经略 “武汉的城市史，可以从一件青铜器讲起。”任晓飞首先向记者介绍了(le)出土于黄陂王家嘴墓地的兽面纹十字(shízì)孔青铜尊。这件商代礼器肩部夔纹凌厉，腹部兽面威严，其(qí)铸造工艺与中原青铜器一脉相承，却(què)蕴含江汉地域的独特审美。“它不仅(bùjǐn)展现了商代青铜工艺的独特审美，也实证了这一区域在商王朝南土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这件青铜尊的发现地——盘龙城遗址(yízhǐ)，将武汉的城市(chéngshì)历史追溯到了3500年前。作为(zuòwéi)长江流域迄今发现保存最完整的商代早期(zǎoqī)城市遗址，夯土城垣、宫殿基址、玉器、青铜器等遗存表明，盘龙城并非边陲之地，而是商王朝精心经营的南方据点，标志着武汉地区已被(bèi)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网络。 任晓飞特别(tèbié)提到“玉戈之王”——出土于李家嘴3号墓，长达94厘米的大玉戈：“这件器物不仅体现了巫礼文化对权力的象征需求，也昭示了盘龙城主人在王朝体系中的特殊身份。”而(ér)杨家湾17号墓出土的金片绿松石镶嵌(xiāngqiàn)龙形器，则是目前(mùqián)中国发现最早的金玉嵌饰之一，其夔龙形制、工艺构思(gòusī)与中原文化密切相关，进一步证明(zhèngmíng)了商代王权、工艺与信仰已深入江汉地区。 长江(chángjiāng)防御与漕运体系下的城市转型 随着历史演进，武汉(wǔhàn)的(de)战略(zhànlüè)价值(jiàzhí)在三国时期凸显。孙权筑夏口城（今武昌蛇山），将其纳入东吴江防体系。黄陂滠口出土的青瓷坞堡，生动还原了当时的军事聚落形态。“围墙、角楼、谷仓的细节，说明这里已是具备自给能力的区域性中心。”任晓飞分析道。洪山石咀铜弩机上的铭文则更具戏剧性——“郎吏缪曜私弩、将军郑贵私弩、将军赵濯私弩”，三人(sānrén)曾先后掌控此弩。“一件兵器串联起(qǐ)三国人物浮沉，也折射出(zhéshèchū)武汉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历史宿命。” 至隋唐时期，武汉(wǔhàn)因漕运(cáoyùn)勃兴迎来转型。李白“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诗句，赋予武汉“江城”的文化(wénhuà)标识，武汉博物馆展出的一件件唐代人物陶俑则勾勒出市井繁华(fánhuá)。“胡人俑、武士俑、仕女俑同出，说明唐代武汉已是多元文化交汇的港口城市。”任晓飞指出，安史之乱后(hòu)，江汉漕运成为唐王朝的经济命脉，鄂州(èzhōu)节度使牛僧孺重修城垣、统辖两岸，为后世“三镇一体”奠定基础。 长江(chángjiāng)贸易网络中的武汉角色 宋代是武汉枢纽地位确立的关键期。湖泗窑出土的宋影青釉“瓜棱执壶”，以其(qí)温润釉色颠覆了“湖北无宋瓷”的认知(rènzhī)。“这些瓷器通过(tōngguò)长江(chángjiāng)水系远销各地，证明本地(běndì)手工业已深度融入长江贸易网络。”任晓飞强调。南宋时，鄂州更因岳飞驻军和湖广总领所的设立，成为统筹数路(shùlù)财赋的军政中心。“货币流通与官署遗迹显示，武汉已从军事要塞转型为经济枢纽。” 明清时期，武汉三镇格局最终(zuìzhōng)定型。明末清初的(de)《江汉揽胜图》以恢宏笔触(bǐchù)记录了(le)这一巅峰：武昌城楼巍峨，汉阳码头繁忙，汉口商船云集。二妃山明楚王墓出土的成化蓝釉执壶、青花(qīnghuā)龙纹碗等器物，则揭示了王府贵族对长江(chángjiāng)流域奢侈品的消费能力。“汉口在明代中后期崛起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正是长江贸易推动城市功能分化的结果 。” 文物里的长江文明启示(qǐshì)： 开放(kāifàng)与融合的永恒主题 回顾武汉(wǔhàn)文物呈现的长江文明(wénmíng)史，任晓飞总结出三大鲜明特质：首先是枢纽性，从商代铜矿运输到明清漕粮贸易，武汉始终是长江流域资源流通的关键节点，承担着连接南北、贯通(guàntōng)东西的重要使命；其次是包容性，三国时期的青瓷坞堡、唐代胡人俑、宋代影青瓷等文物，生动展现了(le)不同文化在(zài)这片土地上相互影响(xiānghùyǐngxiǎng)、融合共生的历史进程；最后是创新性，无论是盘龙城(pánlóngchéng)青铜器对中原工艺(gōngyì)的本土化改造，还是湖泗窑独创的瓷器技术，都彰显出长江先民在吸收外来文明基础上勇于创新的精神(jīngshén)特质。这三个特质共同构成了武汉在长江文明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文化内涵。 “《江汉揽胜图》中穿梭的帆影，与今天长江航运的巨轮遥相呼应。”任晓飞说，“文物告诉我们，武汉的基因里始终(shǐzhōng)流淌着开放与变革(biàngé)的血液，这正是(zhèngshì)长江文明千年不衰的密码。” 从商周青铜(qīngtóng)到明清瓷画，武汉的(de)文物犹如一把钥匙，解锁了长江文明从萌芽到鼎盛的历史进程。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背景下(xià)，这些物证不仅诠释着“江城(jiāngchéng)”的独特魅力，更为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长江日报记者樊友寒(hán)）